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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和钟叔河两集，我反复看了两遍并做了笔记。镜头从东京的上尾公园穿梭到贵州凯里农村，给人一种变幻的奇异感。贵州印记是苦难，“一个人的尊严被打到那个程度，你还有什么可怕的？”东京的一面是历经人生沧桑的平和厚重。百废待兴后，我们在经历一个没有天才的平庸盛世，被中断的现代化，以及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所以，我很喜欢看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经验，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我们在这个浅薄的时代里无论读了多少书都力不能及的。还有钟老，他具有典型的新闻人的特质，包括记录的本能，自由与反叛的思想，洞悉现实的率真。他说，新闻和出版不是学问而是一个职业，并不需要很大的才，但编辑和记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有社会感，想通过参加变革这个社会，这一部分人的素质是见识。两位老人的每一句话都是一语中的，但也许真正有意识接过火炬的人并不多。